自从2011年1月财新推出独家报道《高铁供货商被查》至今，已经两年半过去了，财新关于刘志军案和高铁的相关报道已经汇集成了《大道无行》一书。细读其文，可以窥见刘志军个性的复杂面相。

　　刘志军出身寒微，但有着超乎常人的对权力和成功的渴望，其人精明强干又圆通世故，这决定了他日后的很多行为。

　　从一开始，刘志军显然就对关系在中国官场里的份量有足够的理解。对于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来说，要步步高升，仅靠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刘志军高中毕业，19岁进武汉铁路分局当养路工，九年后成了武汉铁路分局的党委副书记。他第一次结婚，娶的是武汉铁路分局局长的侄女。刘从来不缺乏实干和能力，但在其前期升迁中，这层关系是必要的助力。不过刘的职位越高，政治上的野心越大，不安全感越甚。2003年因铁道部内部对其持有保留意见，刘险些未能当上铁道部部长。危机感促使刘志军选择从两方面博杀，来为其未来的政治前途构建基础：一是以政绩为自己正名；二是寻找更强大的新的关系支撑点。

　　刘在铁路业内是有名的“工作狂”，常常加班到半夜，同样涉案的张曙光最初得其赏识，能熬夜就是基础。他对工作的投入，在铁路圈有很多轶闻，比如春节期间在火车站抓黄牛党；比如在每条高铁线路开通之前，亲自试乘。要出政绩，必须找到合适的突破点。刘在任内以发展高铁为己任，调动了体制赋予他的全部权力和资源为高铁开路，在短短六七年间，将中国的高铁网初建雏形，其能力和能量让其反对派也不得不噤声。

　　刘对明规则潜规则都心中有数。地方大员坐火车赴京，刘志军必亲自迎来送往；高铁线路开通，刘多方运作党和国务院领导人参观指导；在他的力推下，从国外引进的高铁技术在国产化后被打上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标签；在其势力范围内，刘对有背景的干部着力提拔，在一些铁路建设项目中，对一些有背景的投资人多方照顾。

　　不无讽刺的是，刘对建立关系的看重，恰恰凸显了他根基不足的弱点，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如此重视丁书苗的原因。

　　只有小学文化、有“傻娘”之称的丁书苗（后改名丁羽心）不仅是刘志军的钱包。刘志军更看重的是其做关系的能力，一心想用丁为其仕途铺路。但蹊跷的是，刘两次让丁帮他捞人和为其看中的接班人铺路，丁却被人骗了两次，花了钱却未办成事。

　　很难想象一个像刘志军这么精明强干的部级干部还要靠这么没谱的关系，来构建自己未来的上升通道。从刘与丁的关系中能够看出的是刘志军对于构建上层通道的急迫甚至利令智昏。而丁书苗办事不力，究竟是刘志军看错了人还是另有玄机，则目前仍无从得知。

　　与丁书苗的结盟，带来了更多的罪业。除了受贿，刘志军的主要罪名为渎职。他通过自己的权力，将毫无高铁经验的丁书苗变成了高铁业内的大供应商，垄断了高铁轮对的供应，还一度垄断高铁声屏障项目。同样倚靠刘志军的关系，丁书苗还成为了铁路圈里有名的中间人，左右了价值上千亿元的高铁工程招标的结果，丁从中获利30亿元以上。而据丁供称，丁书苗账上的数亿元，刘曾嘱其“一半不要动”。

　　刘志军早年接受过金额不等的索官贿赂，但大多发生在2006年之前。自与丁书苗结成政商同盟后，其受贿记录就越来越少，2009年后几近绝迹。此时刘志军已不再需要从其它途径获取金钱。

　　在一审开庭时，刘志军流泪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步步走到今天，想一直为中国铁路和中国梦做贡献，但因为自己把持不住，最终偏离了这个路线。”刘的表达很有保留，但仍令人感慨。外界很难用好人、坏人或者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样的标签来描述刘志军。他遵循了现行体制下的各种明规则、潜规则为自己的升迁铺路，最终陷入的却是一个失控的泥淖。

　　刘志军的大半生一直在努力奋斗，他原本可以成为一部励志传奇，但在唯上的升迁体系下，这些努力却大多放错了地方。

　　时下舆论正在争论刘志军当死或不当死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出发，甚至拿出过去的案例比较，得出各自言之成理的结论。法理、人性、政治、历史、制度，功与过、是与非，各种复杂性交织在这个案例中，全在乎你愿意以什么为出发点去认识和理解。

　　于我而言，更关心的则是刘志军与丁书苗之间的“危险的关系”。在刘志军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刘丁关系是主轴，但他们的关系很难在法律上认定为行贿与受贿。他们无疑结成了特殊的政商同盟，刘志军用其权力为丁书苗牟利，丁书苗用其关系为刘志军办事，但他们少有直接的金钱往来。那么，构筑这一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什么？这种关系在当今中国，到底有多普遍？对于中国的整个政经结构和法律体系，又构成多大的挑战？■